烟草税的疑团

高烟草税不一定减少青少年吸烟。研究显示，它们甚至会增加健康风险。

John C. Luik

烟草控制政策以及推动它的反烟运动的一个令人更加失望的特点是它们均不是什么真正的救药。尽管包裹在公共健康的装饰下，反烟运动几乎完全与以证据为基础、目前统治现代医学界的临床惯例相矛盾。

现代医学越来越多将其公共健康建议和医疗方法不是建立在理论，而是建立在经事实证实最为有效的东西之上。尽管如此，大多数烟草政策的导轨却相当不同。受运动主义驱使的反烟运动没有仔细观察和静下心来研究造成青少年吸烟的真正原因，同时，采取受研究驱动，并且有系统地进行效果评估的政策，而是造就了一个疯狂的政策菜单，随后，继续创造必要的“研究”，以便说服政府和公众有足够的理由实施。这些政策一旦被采纳之后，便成为真理，成为从来不受质疑，而且很少受到批评和公正评估的“信条”的一部分。

例如，从最开始，反烟运动便认为－在原本就没有任何可信的研究支持，而且面对大量相反证据的条件下－烟草市场开发是青少年开始吸烟的主要原因，如果不是唯一原因的话。这些没有依据的断言为一项要求禁止烟草市场推销，以便减少青少年吸烟的政策提供了基石。然而，当第一项此类大规模禁令于80年代末在加拿大推出时，它被法庭拒绝。其原因主要是证据未能显示广告会影响吸烟人数，或是实施禁令将能够减少消费。反烟信条的弱点随后得到应付，因为目前有一种兴旺的生意，造就“显示”年轻人由于广告开始吸烟，并且由于广告被禁止而戒烟的研究。

与有关广告和青少年吸烟断言同样受到类似尊崇的反烟信条是有关烟草税能够阻止青少年吸烟和减少青少年消费的观点。它在过去25年中一直是政策菜单的主要内容。正如反烟活动主义分子Scollo及Sweanor在一篇名为“烟草控制最佳操作规范”的特写(烟草控制，2000年)中所写到的， “…从公众健康的角度看，毫无疑问，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条件下，烟草价格上涨将减少整体烟草消费。此外，还有很强的证据显示，价格的影响在青少年中间特别强烈，使得税收政策成为减少对烟草依赖性的主要工具之一。”

与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医学报告最佳操作规范－每种操作规范在有效证据的基础上被证实具有合理性－的方式不同的是，有关烟草税收对减少人们开始吸烟及卷烟消费有效的断言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它看来更似花言巧语，而不是具有合理性的断言。因此，尽管这一有关税收及青少年吸烟的信条是反烟政策议程的核心，目前的证据是否能够支持将税收作为一种抵制青少年吸烟的工具，或是它真正可以从整体上减少烟草消费？

矛盾。当人们考虑到反烟思想的另一大支柱－吸烟具有令人上瘾性的观点时，从许多方面来看，增加消费税和提高烟草价格将减少吸烟的断言十分奇怪。如果吸烟具有令人上瘾性是指烟民大量丧失了其戒烟的能力，那么烟民大多对价格上涨不会作出任何反应－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对烟草产品的需求将不具有弹性。换句话来说，认为吸烟具有令人上瘾性，而且税收将减少吸烟造成了一种本质上的矛盾。抑或吸烟不具有令人上瘾性，与其它消费者产品类似，提高烟草价格会减少消费；抑或吸烟具有令人上瘾性，提高价格只不过使烟民无法逃避吸用烟草产品。

然而，上述结论很明显对反烟运动和政府不具有吸引力。两者均不希望放弃毫无科学依据，但具有意识形态实力的有关烟草具有令人上瘾性的断言，而且也不愿意被描述为以上瘾、无望的烟民为目标，或更加糟糕地被描述为从烟民那里牟利。事实上，如果人们认为大多数烟民无法戒烟，那么，提高吸烟的成本引起了大量道德方面的忧虑。它意味着支持提高烟草税的论点必须以不同方式提出。此类税收据称主要是用来阻止青少年开始吸烟和上瘾，其次，是用来减少烟草总消费量。提高政府税收只不过是保护易受害者及防止人们上瘾的一种意外收获。

对价格的非敏感性。那么，对有关“目前有很强有力的证据显示，价格增长的影响在青少年中尤其明显”的断言又如何解释？青少年是否对烟草价格特别敏感，以至于他们减少对烟草的使用，完全停止吸烟，抑或在烟草价格提高时，不会开始吸烟？从表面看，这一论点看来奇怪，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已经了解到的青少年吸烟的习惯。其中一点是，许多(某些研究说大多数)青少年是不自行买烟的实验性烟民，因此，不会对烟草价格感到敏感。这些实验性烟民从朋友那里获取卷烟，或是从父母那里偷得卷烟。此外，据美国关于毒瘾的国立家庭调查报告，在12岁到18岁的烟民中有87.4%的烟民吸用最昂贵的品牌－万宝路、Newport和骆驼牌－一个很难以年轻人对价格敏感的断言来解释的事实。当然，假如价格是一个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与精品卷烟相比，较为廉价的卷烟会占领年轻人市场。

加税会使青少年戒烟的论点之所以令人感到奇怪的另一个原因为它是建立在青少年以大批形式戒烟的错误观点基础上。这种观点与事实不符，因为美国政府的国立青少年调研已经很明显地揭示，在11岁到18岁的烟民中，每年只有不到1%的人数戒烟。相应的政策问题不是如何使青少年戒烟－无论是通过烟草税还是通过其它方式，因为它仅对烟民人数产生很小的影响而看来相当困难－而是如何使他们不开始吸烟。而这也就意味着有关税收和青少年吸烟的相应问题是税收政策的不良效果。

当卷烟成本被放在三种东西的前提下时，有关青少年对价格具有敏感性的争论也出现困难。这三种东西为青少年可以获得的可支配收入额、与卷烟进行比较的其它消费产品、青少年在价格增长时有可能对其收入进行重新分配的方式。假设一位年轻人为卷烟支付每包4美元的价格，但同时有钱，而且愿意为一双运动鞋支付225美元，为一件皮衣支付175美元，为一个带照相机的手机电话支付200美元，我们很难将卷烟形容为昂贵的消费品。或者举另外一个例子，年轻的烟民们也许对卷烟价格增长作出与其它消费者类似的反应：他们可能对自己的偏好进行排次，并且从其它购买转移可支配收入，以便继续吸烟。卷烟价格增长，甚至乎是超出通货膨胀的水平，会自动导致青少年烟民消费量减少的断言没有事实依据。

不完整的研究。为将税收作为一种预防青少年吸烟的政策工具摆明理由的是一系列据称显示由税收引起的较高价格阻碍青少年吸烟的跨区研究。跨区研究是某个特别市场和某个特别团体青年人在某个特定时候的快照。这些研究对作出有关青少年吸烟和税收，以及其它任何关于吸烟问题的结论的可用性大量受到了一些事实的限制。这些事实包括它们没有遵循年轻人群体多年来在烟草税增加之后的吸烟行为，而且它们总是未能控制影响青少年吸烟的多种因素(根据某些研究多达300种)。这意味着它们无法支持诸如“将烟草税每包增加1美元将导致青少年吸烟人数减少15%”的轻易结论。

与跨区研究不同的是，纵向研究追踪一群年轻人，观察增加烟草税对他们成为烟民的可能性将产生的影响。正是这些纵向研究针对烟草税在潜在年轻烟民中产生的影响提供了一种极为不同的意见。例如，一项由三位Cornell大学经济学家(DeCicca等，1998年)所作的研究对美国12,036名八年级学生在1988－1992年就学期间的吸烟行为进行了研究，并且利用了国立教育纵向研究提供的数据。其整体意图是要发现驱使这些年轻人成为烟民的因素。而它们特别关心的问题是烟草税的变化是否将在这些年轻人进入中学的吸烟高风险年龄(15－17岁)时会阻止他们吸烟。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发现，税收的增加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任何明显的影响－税收对于青少年吸烟的预防性影响几乎不存在。

另外一项主要的纵向研究(Emery等，2001年)发现了同样的结果。此项研究专门就所称对实验吸烟的青少年的影响进行了审视。正如DeCicca的研究，此项研究发现“价格与实验没有明显关系。不同的是，其它不太受公共政策干扰影响的因素看来在实验阶段起到了重要作用。”毫不奇怪，这些其它因素被DeCicca和其它研究人员发现是造成青少年吸烟的理由，这些因素包括相当差的学校成绩和出勤率，以及反抗性。

这些结论还能在一些不使用纵向技巧的研究中发现。例如，Douglas和Hariharan(1994年)对价格与年轻人开始吸烟关系的问题进行了审视，发现“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提高卷烟税对青少年开始吸烟具有显著影响。”类似地，Gruber和Zinman(2000年)在为美国国立经济研究局所作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价格对从八到12年级的青少年吸烟的影响很少。

这些有关烟草税对预防青少年吸烟无效的纵向研究数据还可以由加拿大的证据进行支持。女皇大学的Gerry Wilde博士对由加拿大多伦多市的上瘾及大脑健康中心收集的数据进行了审视。这些数据来自于“安大略学生中的毒品使用”－一项对2,800－4,700名安大略学生进行的毒品使用调研。这些学生在1977年－1999年之间就读七、九、11和13年级。此项调研要求学生指明他们对16种包括烟草和酒类产品在内物品的使用程度。Wilde所发现的情况是所有毒品，无论是否被打税，抑或确实被作广告，拥有相当类似的使用模式。各类毒品使用量从1977年的高程度开始下降，直到1991年，之后一直增长，直到1999年为止。由烟草税造成的变化无法对这一明显的对称趋势进行说明。

无效。烟草税政策对青少年吸烟影响的证据很明显未能支持税收增加会阻止青少年成为惯常烟民的断言。如果它仅是一种缺乏证据证明烟草税增加能够阻碍青少年吸烟的情况，那么，也许整个议题可以被打消。它将成为反烟政策菜单如何明显未能满足以证据为基础的医学要求的另一宗不幸案例。但这里还有许多其它需要考虑的问题。缺乏证据的有关提高烟草税能够减少青少年吸烟的断言不仅推动了不良的公共政策：它还导致了明显增加所有烟民，特别是年轻烟民吸烟风险的公共政策。结果，它不仅行不通，而且还将年轻烟民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

这是由于目前有大量证据显示年轻的惯常烟民企图通过增强自己买烟经费的购买力来对税收增长作出反应。他们通过从焦油及尼古丁含量较低的较为昂贵品牌转移到焦油及尼古丁含量较高的较为廉价品牌。(此类补偿行为不仅仅是局限于青少年吸烟。例如，研究发现，在对垃圾收集实行按每包收费之后，每包重量的增加远远超过了垃圾袋数的减少。)此类经济性吸烟补偿行为的问题是无数研究显示在焦油吸收量与肺癌之间有一种剂量反应的关系，而且，较为廉价的卷烟通常具有较高的焦油含量。因此，与驱使烟民戒烟不同的是，税收增加实际上给年轻烟民带来了更多的风险。Evans和Farrelly(1998)就这一令人感到不安的结果撰写了论文，指出，“由税收导致的向焦油含量较高的卷烟的转化如此显著，以至于这些烟民的焦油和尼古丁消费实际上随着税收的增长而有所增加。”他们得出结论，“由于税收增加而导致的向较高生成量卷烟的转化抵销了由税收增加造成的戒烟应带来的许多健康好处。”

这便是为何将“最大程度打税”的政策形容为一种“世界上烟草控制最佳政策”如此毫无道理的原因。与反烟活动分子所称的驱使“余下的烟民向危害较少产品转化”的情况不同的是，此类税收政策使许多年轻烟民转向吸用危害更多的产品。人们很难将对这些政策的辩护归咎于无知，因为上述研究―有关税收对阻碍年轻烟民吸烟的无效和因税收导致的青少年补偿行为的危险后果―已经在过去若干年中广泛公开和引用。不同的是，它看来反映了反烟运动对年轻烟民生命的漠不关心。最终，反烟运动不情愿接受以证据为基础的医学模式导致了不仅极为无效的，而且极为危险的青少年吸烟政策。